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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研究

來源: www.dcfrg.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7-07-20 論文字數:29365字
論文編號: sb2017071507142516737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行政管理論文,本研究的主題是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研究,在新時期下,其治藏方略就是在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形成的,此座談會是新時期的治藏模式。
第一章 導論

1.1 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
1.1.1 選題背景
改革開放以后,西藏的發展陷入了兩難的處境,退則仍就發展落后,進則毫無辦法與思緒。在此新時期的發展道路上,中央表達了對西藏的關懷與幫助,制定了相關治藏方略——西藏工作座談會,此是中央對于西藏自治區建設規劃的統籌性指導會議,是治理西藏的重要機制。其目的是為了“因時、因地、因人”,并結合西藏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社會環境,制定適合本地特色發展的政策,幫扶西藏自治區持續健康的發展。
自 1965 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由于地理位置、經濟基礎和發展方式的限制,導致其經濟發展能力滯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甚至與其他少數民族自治區相比,也顯得相形見絀。介于以上西藏自治區的發展情況,中央在權衡其利弊之后,決定對此少數民族自治區進行全面的幫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上下都在進行全面的“撥亂反正”和為改革開放做準備,而在此 1980-1984 年之間,召開了兩次關于西藏工作的談會,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糾正前期“左”的錯誤帶來的災難,全面撥亂反正,休養生息;另一方面組織西藏干部到沿海地區參觀學習,以認識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感受改革開放吹來的春風,將新的建設理念帶回西藏,促進其經濟發展。
十四大在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要求全面貫徹"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在此背景下,1994年 7 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此次會議的主題在于,在這改革開放的時代里,要抓住此浪潮,“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抓好發展和穩定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的發展,確保社會的全面進步和長治久安,確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①除此之外,本次會議還提到了相關援藏的辦法和措施,將前兩次會議中的有關援助計劃,整合落實,要求“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②地對自治區進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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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關理論概述
其相關理論的運用,均是為了能夠幫助從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中提取出其行政價值觀,因為在新時期,其行政價值觀表現出的就是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具有抽象性的總結意義。
發生認識論的實踐活動不同于一般認識論的實踐活動,它的實踐活動中包含著運動著的認識,認為認識建構在實踐活動的每分每秒,發生在實踐活動的各個角落,劉保、肖峰(2011)有過關于這種建構中的認識的相當精辟的表述,“一方面,主體按照自身的認知結構同化(外化)客體、建構客體,使客體的內容不斷的豐富與創新;另一方面,客觀世界的不斷發展和認識的不斷深入,又使主體不斷豐富和擴展(內化)自己的認知結構。而認知結構的完善又會使主體對客體的建構進一步深入”。②往復循環,從主體自身原本的認識圖示改造客體開始,在改造的實踐活動中,會遇到圖示中沒有的情況,這時則通過內化將其轉化成自己的認識,添加圖示的內容,再而用已經經過擴展的新的認識圖示去認識新的客體,從而實現“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動態平衡,就像皮亞杰自己說道的,“思維與外部世界的和諧是有機體建構的結果”。③
在分析中央治藏方略時,必須從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下手,因為其方略的提取,只能從具體的實體會議層面下手,由物質推導出意識,更符合其邏輯思考。而在相關研究中,不會充分運用到發生認識論的全部理論,但就從其“主客體在實踐活動中的認識不斷建構”這一部分來看,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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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概念界定及意義分析——在特定語境中的研究

2.1 相關概念界定
由于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其治藏方略的最具體化表現就是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所以,對于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研究,從其各次會議中提取出關鍵指示,再由關鍵指示提煉出行政價值觀,此行政價值觀便是在新時期下中央的治藏行政價值觀,故對于在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特殊語境下,去界定其相關行政價值觀的概念,就顯得至關重要。
2.1.1 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下,中央治藏方略就是在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中所形成的,所以,為提取出中央治藏方略的概念,就必須對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作總結。孔艷霞(1995)在早期對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研究中指出過,西藏工作是邊疆工作的重點,是民族工作的重心,這表示,自治區的發展在黨和國家心目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王茂俠(2012)在分析了前五次工作座談會議后發現,“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工作機制。首先,因區域特殊性而形成的工作特殊性;其次,以中央權威配置國家資源而形成的特殊性;再次,該會議是‘地方-全局’雙重性質疊合的工作機制”,①這表示,中央將西藏工作放在了國家工作的層面,將西藏工作認為是治國鏈條當中特殊的一環。謝偉民(2014)在通過對援藏制度的梳理時談到,“中央幫扶西藏的基本邏輯:以幫扶西藏實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因‘西藏特殊性’要求‘特殊扶助’”,②這說明,中央在規劃西藏工作座談會時,不僅是出于對政治口號的宣揚,更是出于對西藏特殊性的考慮。
綜上所述,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就是在中央對于西藏自治區建設規劃的統籌性指導會議中形成的,是治理西藏的特殊工作機制。其目的是為了“因時、因地、因人”,并結合西藏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社會環境,制定適合本地特色發展的政策,幫扶西藏自治區持續健康的發展。從 1980-2015 年,期間一共召開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思想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大舉措,都是其治藏方略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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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意義
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意義就是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的行政價值觀意義,其政策的出臺,指示的下放,均能夠體現出其治藏方略的指導作用,故此歸納出其座談會的意義。
2.2.1 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意義
新時期下的中央治藏方略實際上就是其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此是中央對于西藏自治區建設規劃的統籌性指導會議,是治理西藏的重要機制,其重大意義不言而喻:
從國家的層面上講,西藏自治區是祖國的安全屏障,是全國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對自治區實行重要的例行會議,是必不可少的;
從地域的層面上講,在新疆實行相關工作會議之前,是沒有哪一個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過中央直接的“關懷和照顧”,而正因為如此,自治區上下才更應該把握這個政治機遇,圖謀自身的發展。整體是局部的整體,局部是整體的局部,西藏自治區的穩定發展也將會成為全國繁榮發展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從對外交往的層面上講,西藏地處邊境,與中亞多國,包括與印度、緬甸等國接壤,對外關系十分多樣復雜,就此接過國家對其相關地區的外交使命也是合情合理,包括在 2014 年所提出的關于“一帶一路”戰略思想的構成,西藏自治區則不偏不倚地坐落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關卡上,只此地區更少不了中央的直接統籌與協調;
從民族關系的層面上講,自歷史記載,從隋唐開始,被譽為“吐蕃”的西藏就已經與內地各地區開始了相互地交流與學習,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的聯姻更是升華了此番感情,直至今日漢藏相互幫扶,互相學習,“同是中華之根,執之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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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的簡要內容回顧........................22
3.1 中央第一、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22
3.1.1 歷史時代背景下的相關會議 ..............................22
3.1.2 簡要內容回顧 ..........................................22
第四章 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研究——基于“關鍵指示”的分析................32
4.1 中央第一、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所形成的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分析...................32
4.1.1 行政價值觀分析 ..................32
4.1.2 簡要對比分析 ....................33
第五章 主要結論及其相關反思...................39
5.1 主要結論........................39
5.2 相關反思..........................40

第四章 新時期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研究——基于“關鍵指示”的分析

4.1 中央第一、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所形成的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分析
4.1.1 行政價值觀分析
從時間上來看,兩次會議間隔不超過五年,提出的大政方針也基本是遵循
第一次會議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來的,故將兩次會議放在一起歸納其行政價值觀。第一次會議提出了全區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以及補充會議時提到的“六件大事”,此為其兩次會議的關鍵指示——聯合各族干部,把邊防搞上去,把全區人民的生活質量搞上去,后續又講到通過發展各行各業來盤活西藏自治區,這些愿景是好的,想法也是好的,但卻不是自治區能力范圍之內的。同年五月,中央率隊來藏專門進行實地考察,目的本來是為了貫徹和落實會議的要求與精神,但在考察完后,再次召開會議,并提出了“六件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減輕人民群眾們的負擔,休養生息,等待時機。
而在此之后的第二次座談會,則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理論背景下,對第一次座談會做出了許多補充和修改,如,由“重點發展農牧業”變更為“促進牧農林業和民族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將“發展民族貿易和對外貿易”強調為“對外實行開放,對內加強交流”等。此些都反應了中央對西藏地區問題的初步認識,其實與其說是認識,不如用“基本觀點”更為確切,因為認識的形成是伴隨著對特點的識別,而作為剛接觸到西藏自治區的這次會議來說,能夠形成的也只能是觀點。
綜上所述,并結合其兩次會議的關鍵指示,發現在此兩次會議的實踐過程中,并沒有形成完整的行政價值觀體系,只能說是在初期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和觀點,所以其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應該是:在想方設法地促進西藏經濟增長,各行各業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暫以休養生息為核心,探索和幫扶并進的行政價值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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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結論及其相關反思

5.1 主要結論
在對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進行了梳理與整合之后,得出了在新時期下,不同時期的中央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其結論主要有三個:
第一,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都是從低級向高級演進的,具有層層遞進性。行政價值觀不僅僅是一個靜止的名詞,而且是一種建構性的過程,不斷隨時間的推移和認識水平的變化而演進。然而在此一系列的會議當中,其行政價值觀的變化,由初期的行政價值基本觀點、看法到對特定問題的行政價值見解,而后再到對事物特殊性的行政價值認識,以及再認識的程度加深,到最后行政價值觀念的形成,層層遞進,由低級向高級演進。
第二,基本上每一次座談會的主要內容都會與之前背景會議里的部分內容相同步,而其治藏方略也是在其黨中央的會議背景下產生的。不管是十一屆三中的“撥亂反正、休養生息”,還是第一、二次座談會中的“以休養為主,全面調整”;不管是十四大與其三中全會的“改革、發展、穩定”,還是第三次座談會的“發展與穩定”;不管是十八大與其二、三、四中全會所提到的“依法行政”和“生態體制建設”,還是第六次座談會中的,“依法治藏”與“確保生態環境良好”,此同步性說明,每次會議的召開都是有其依據和相關指示的,同時反映出在治理這個大方向上內在邏輯的統一;
第三,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在發展中的自信。撇開跨時代的批判,而從歷時態的角度去看每一次會議及其形成的治藏方略的行政價值觀,在處于每一次會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是有理由去自信的,會議前的準備與安排,會議上的嚴謹與細致,會議后的反思與再探索,每一次會議都是比上一次在進步的,而且每一次會議我們都是在困境之中迎難而上的,在此發展過程之中形成了行政價值觀點自信、行政價值見解自信、行政價值認識自信與行政價值觀念自信,同時也都能見證每一次會議在自己所存在的那個時代里是成功的。
參考文獻(略)

原文地址:http://www.dcfrg.com.cn/xzgllw/16737.html,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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