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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倡導者”視角下的政務服務改革研究——以廣州市L區為例

來源: www.dcfrg.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7-06-19 論文字數:31629字
論文編號: sb2017061305285316629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行政管理論文,本研究對廣州市 L 區政務服務中心的改革過程進行深入分析,剖析 L 區政務服務改革過程的主要影響因素,力圖找出政務服務中心改革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具有普適意義。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問題的提出
1.1.1 研究問題
現階段,我國正進行第六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改革進入深入區,各地地方政府逐步探索政務服務改革之路。整體改革呈現出一定的成效,但大部分地方政府在改革過程中出現改革效果與改革初衷不一致、甚至出現改革方案擱置、夭折的現象。一味注重改革形式而不注重改革效果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不僅不利于政務中心的發展,而且有礙政府改革的可持續發展。
文獻指出,當前的政務服務改革主要著重于政務服務流程再造的部分,改革出現“口號化”、“符號化”的現象、改革結果與改革初衷相背離、改革半途而廢等現象,而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在于,改革過程中,無法解決政務服務中心的角色定位問題,政務服務中心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政務服務中心與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利益博弈問題無法得到妥善的解決;碎片化權威主義帶來的基層政府部門之間互不合作、各自為政的問題,而廣州市 L 區在改革過程中巧妙地解決了這些問題。那么 L 區運用怎樣的方式巧妙地克服這些困難?顯然廣州市L區的政務服務改革過程是眾多政務服務改革實踐中不可多得的經驗案例,其背后的“故事”值得我們去深思、去研討。
因此,本研究對廣州市 L 區政務服務中心的改革過程進行深入分析,剖析 L 區政務服務改革過程的主要影響因素,力圖找出政務服務中心改革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具有普適意義的解決方案,以便為地方政府政務服務改革提出一孔之見,也希望能對政務服務改革的理論上做出知識的推進。
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廣州市 L 區政務服務改革何以成功?結合案例研究,細分為如下幾個問題:(1)什么因素促進廣州市 L 區政務服務改革的成功?(2)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廣州市 L 區政務服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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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義
1.2.1 理論意義
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首先,從研究視角來看,本文從微觀視角切入,研究政務服務改革的影響因素。目前關于政務服務改革已經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如關于政務服務改革模式、改革效果、改革過程等,大都側重改革的宏觀層面的研究。而本文則是關于政務服務改革的影響因素的研究,重點關注政務服務改革過程中技術因素和倡導者因素對改革過程和結果的影響。第二,現有的文獻多為關注失敗的政務服務改革案例、關注改革過程的阻礙因素,并針對此提出對策建議。而本文則從成功案例入手,研究成功實施政務服務改革方案、達到既定改革目標的過程和結果。
1.2.2 現實意義
在政務服務中心運行過程中,多個地方政務服務中心扮演著各個職能部門的“收發室”的角色,而缺乏實質性的權力,缺乏明確的角色定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廣東省江門市政務服務中心早在 2001 年開始借助信息技術手段,開發“江門市網上行政服務系統”,作為全國首家政府網上行政服務系統,江門市政務服務中心當時受到了媒體的極大關注。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出現“雷聲大、雨點小”的結果,多個部門憑借“涉及市民私密信息”、“自己部門的系統已經很完善”等理由對政務服務中心統一開發的系統避而不用,改革半途而廢。2014 年,天津市濱海新區采取另一種改革模式:成立行政審批局。把多個職能部門的審批權集中在行政審批局手中,“一枚公章辦事”,減少審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天津濱海新區的模式在實施過程中也面臨著一定的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如何監督這一高度集中的行政審批權。隨后在模仿天津濱海新區模式的多個地方政府同樣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隨著信息技術不斷發展,信息化正從企業領域逐步滲透到公共領域,政府工作運用信息技術早已成為常態。國務院 2016 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大力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實現部門間數據共享,讓居民和企業少跑腿、好辦事、不添堵。2在這一要求下,2016 年各地方政務服務中心將加大“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投入,努力探索出一條科學化、現代化、信息化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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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框架

2.1“技術-倡導者”框架
簡·芳汀圍繞信息技術被執行的過程中如何影響制度的問題,提出技術執行框架(如圖 2-3)。在這個框架中,技術被分為客觀的信息技術和被執行的技術。簡·芳汀認為客觀的信息技術是組織內生的技術,包括互聯網、其他數字電信技術、軟件和硬件等,而被執行的技術則是組織外部的技術,包括了用戶對技術的感知和設計,以及技術在特定環境中的執行和使用。在這個框架中,芳汀教授強調了“執行技術”這一概念,因為信息技術有別于其他生產技術、制造技術等,信息技術允許被重新拆分和組合,允許被重新設計和使用,信息技術在被執行過程中扮演著傳播、思考和計算的角色,對組織產生影響。

在現有的研究模型中,奧利可夫斯基的模型考慮了行動者的因素,認為行動者產生了技術,繼而技術對制度產生影響。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正如芳汀教授所認為的那樣,信息技術只是一種客觀手段,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信息技術存在于組織外部,需要經過組織倡導者引用到組織內部才能產生作用,因此本文認為,組織倡導者運用自身的條件,結合被執行的客觀信息技術,對組織效果產生影響,因此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上,本文在簡·芳汀的技術執行框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組織倡導者在這一框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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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術與政務服務改革
隨著時代的發展,技術正越來越多地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它們正如工業革命時期的鐵路、電一樣,人們運用它們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組織的形式。信息技術引入政府組織、提高政府效率、突破傳統科層制的體制性瓶頸,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自上世紀90 年代西方國家借助信息技術打造“電子政府”以來,信息技術的運用已經得以在政府部門之間構建出一種的“虛構的美麗”。隨后,我國開始全面推行建設“電子政務”工作,大量的政府網站、數據庫被建立起來,大量的信息技術被引用并不斷改進和更新,由此對公務員的素質要求也逐漸提升。
在已有的探討技術與組織關系的研究中,有兩種基本的討論結果:一種是“技術決定論”,承認技術對組織的建構,認為組織引入技術后可以產生重塑或影響組織結構的變化;另一種是“社會建構論”,承認社會對技術的建構,認為技術是否適應組織的機構決定了技術是否被組織采用,因此組織的結構直接影響了技術的創新。“技術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相互交織,形成了一種新的折中理論,認為信息技術是組織變化的“賦能者”,相同的技術被引用在相近的組織環境中,可能產生不同的組織結構變遷。簡·芳汀提出的技術執行框架表明,客觀的信息技術在引入組織內部之后,經過虛擬的政治過程而被采用和執行,組織內部的運作及其結構同樣發生變化,因此引入組織的技術并非客觀之物,而是經過政治過程的產物。國內的一些研究也深入地討論了技術自身的結構,邱澤奇指出:由于技術和組織結構本身均有剛性和彈性,因此技術被應用在組織的過程,就是技術和組織相互建構的過程,而技術的應用是否成功既取決于技術本身的可互構性,也取決于組織結構的可互構性。
隨著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逐漸深入,政務服務改革作為其中較有特色的一環,同樣引入了信息技術手段。20 世紀 90 年代末,在國外“電子政府”和國內“電子政務”的影響下,廣東省 J 市政府在政府管理中表現出了對信息技術的極大熱情,并在 1999 年獲批全國信息化試點城市。而該市的行政服務中心在經過第一輪的初步改革,對權力的運作進行了一定的調整之后,2001 年引入網上行政服務系統,并于 2002 年正式運行。該系統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期的局域網互聯基礎上的協同整合以及第二期的數據庫和信息交換平臺支持下的系統對接。經過兩個階段的建設,該系統形成了在行政總匯層面建立行政審批內網平臺(一級審批平臺),并通過統一的信息交換和共享平臺,實現與各個職能部門業務系統(二級審批平臺)的對接,即一二級審批系統的互聯互通,成功實現了“企業申報執照一小時辦妥”、打破各職能部門各自為政的“孤島式”業務辦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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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L 區政務服務改革的歷程............................21
3.1 L 區政務服務改革的動因............................ 22
3.1.1 基層政務服務創新的主動意愿................... 22
3.1.2 體制內行政監察被動壓力.................... 23
第四章 政務服務改革中的技術 ......................31
4.1 技術在政務服務改革中的運行機制................. 32
4.1.1 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島................. 32
4.1.2 政務機器:提升服務質量........................ 33
第五章 推動政務服務改革的倡導者.....................37
5.1 社會資本:豐富的從政經歷和上級部門的信任....................... 37
5.1.1 豐富的從政經歷有助于構建新的政策方案....................... 38
5.1.2 上級政府部門的信任有助于構建政治同盟................. 38

第五章 推動政務服務改革的倡導者

5.1 社會資本:豐富的從政經歷和上級部門的信任
在 L 區政務服務改革中,倡導者的社會資本主要體現在倡導者本身的從政經歷以及上級領導部門對倡導者的信任。其中從政經歷有助于倡導者構建新的政策方案,而領導的信任則有助于倡導者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構建政治同盟。
政策企業家嘗試構建新的政策方案以改變現有困境,他們在構建方案的過程中,往往會結合自身的從政經歷,避免方案實施過程中的政治風險,構建最平穩的改革方案。L 區政務服務中心倡導者在組建 L 區政務服務中心之前,在 L 區區委宣傳部、L 區下屬 C街道、L 區城管局、L 區拆遷辦、L 區經貿局、L 區發改局等多個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在每個政府部門,倡導者都能立足市場視角、落腳現實問題、平衡多方主體利益,用最溫和的方式進行改革,并取得良好成效。例如,在區委宣傳部,倡導者同時兼任 L 區當年的花市副總指揮,“當時我就一個理念,整頓經營好這個花市非常重要……當時我就提出:所有的彩旗、所有的牌坊、門樓一分錢都不用政府的,由企業來承包……(花市)完了政府一分錢不用出還有幾十萬盈余。”在 L 區 C 街道擔任書記,倡導者提出“珍珠變項鏈”的改革理念,利用 L 區的地緣優勢,借用招商引資、盤活現有物業的辦法,打造一連串的“優美西關、古玩城、詹天佑名人故居、L 博物館、荔枝灣涌”等具有廣府特色的西關民俗文化帶,“解決了 C 街道的欠債問題和物業產權問題,把 C 街道的經濟社會管理從全區的最后一名提升到前三名,離開的時候給 C 街道下一任書記保留 600 萬豐厚的財政資本。”
豐富的從政經歷使倡導清晰地認識到改革過程中每個部門的職責,清晰地了解到各個職能部門的利益著重點,“我太了解、太熟悉了,你的東西一點都騙不了我”,豐富的從政經歷同樣使其知道改革過程中“哪些地方有風險,哪些地方的風險最低,”通過對多種改革方式的探索,倡導者明白如何才能更加順利地推動改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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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研究結論
本文選取了廣州市 L 區政務服務中心 2014 年開始進行的“綜合受理”改革為研究案例,系統深入地分析了在 L 區政務服務中心的改革背景、改革歷程以及改革內容,并考慮并分析政務服務改革過程中技術和倡導者的影響因素,提出了兩者對于政務服務改革的影響:L 區政務服務中心利用技術,打破信息孤島,達到信息共享的效果;利用政務機器,提升服務質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務服務改革過程中的現實困境,增強政務服務改革的可操作性。倡導者利用政策企業家策略,借助倡導者自身豐富的社會資本,巧妙地運用上級部門的信任,結合自身的從政經歷,構建新的政策方案和政治同盟,推動政策的良好運行;在政策運行過程中,倡導者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推進改革進程,借助媒體的宣傳效果,進一步鞏固改革成果。
當前出現半途而廢的改革現象的主要問題在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妥善的處理。L 區政務服務改革對改革中普遍出現的問題“繞道而行”:充分借助了信息技術手段,結合自身的社會資本,運用政策企業家策略,巧妙地推進了改革進程,同時借助媒體力量,進一步鞏固改革成果,是政務服務改革過程中難得的成功案例。推廣和學習 L 區政務服務改革模式,有利于進一步推進政務服務改革的順利進行,從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良好運行。
參考文獻(略)

原文地址:http://www.dcfrg.com.cn/xzgllw/16629.html,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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