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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周作人兒童文學觀的生成及特點

來源: www.dcfrg.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7-08-15 論文字數:24325字
論文編號: sb2017081214481116839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文學論文,筆者認為中國的兒童文學長河還在延續,關于周作人的兒童文學思想,在不同時期也會重新發掘出新的價值。他對兒童文學的醇美和質樸的追求直到今天還能夠讓人眼前一亮。
第一章:周作人與兒童文學相遇的必然性

一 現實環境的召喚
與兒童文學發韌較早的西方相比,中國的“人的發現”與“兒童的發現”幾乎晚了一個世紀。中國的現代兒童觀與現代兒童文學同樣也是近代思想浪潮催生出來的產物。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現代兒童觀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新思想的影響,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兒童文學根基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化的。朱自強提到過中國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中國兒童文學不具備西方兒童文學先有創作后有理論的這種文學史的常規性,它體現了一種特異的文學史的風貌,即先有西方兒童文學的翻譯、介紹(以及其影響的本國歷史故事的改寫),繼之以受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西方兒童文學創作影響而產生的兒童文學理論,然后才有中國自己的具有主體性的兒童文學創作。”
的確,中國的傳統文化氛圍恰似東方文明的一個縮影。中國的封建社會有著幾千年的穩定結構,封建文化根基扎實而堅固,儒學的“孝觀念”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是不可動搖的家庭倫理、社會倫理,代代傳承。中國人的社會文化是敦厚而嚴格的,人的主體性消融在其社會角色當中,這種道德上的約束對成人都有強制性的力量,更別說兒童了。“父為子綱”使得家庭內部等級森嚴,兒童在傳統家庭中只能作為成人的依附而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兒童教育也自然要圍繞著孝道來展開。蒙學教育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的行為準則,文學的教育功用被擴大,同時,失去社會地位的兒童也不能真正進入文學的審美范疇,兒童沒有讀物,也并不被文學所重視,這導致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門類在中國文學長河中長久地沉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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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心的選擇
周作人和兒童文學保持著十分親密的關系,窮其一生都流連于這塊園地中漫步。但同時,相比同時期的兒童文學作家,周作人又較少地進行兒童文學上的創作,人們最為欣賞的是他的散文和美文,兒童們熱衷于閱讀冰心和葉圣陶等作家的兒童文學作品,似乎對周作人的兒童文學成就對并不熟悉。確實,周作人在兒童文學上的思考多是理論批評方面,但他卻沒有相關的理論著作,其兒童文學思想大都散落在大量的散文隨筆中,他的兒童文學書寫,大多都是以觀察兒童的生活和回憶童年組成,可做兒童讀物的可以說是寥寥幾篇。周作人與兒童文學結下緣分絕不是偶然。雖說是時代的推波助瀾,才使得中國兒童文學的缺失暴露在人們眼前。但是,縱觀周作人的文學觀,我們便會發現,周作人對兒童文學的情有獨鐘也與他的個人選擇是分不開的——兒童文學應具有的品格與周作人的文學審美有著多方面的契合,這個巨大的內在因素是驅動周作人進行兒童文學研究的巨大動力。周作人對人類社會有著諸多的懷疑,他曾表示“人心是最可怕的”,我們不妨將“人心”理解為成人社會,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周作人頻頻回顧他的童年,并在他放棄建設文學大廈時仍愿意為兒童文學時不時地添一塊瓦。在他眼中,風起云涌的殘酷現實難以忍受,兒童藝術世界才是他的避難所。
文學上的超功利態度是周作人的一貫堅持。周作人曾以五四戰士的身份發表過《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個性的文學》三篇文章,讓近代的中國文壇為之一振。他在《人的文學》將婦女權利及兒童權利放在和“人的發現”同樣高度的位置進行捍衛。在周作人眼中,傳統文學充滿了令他痛恨的工具論和腐朽思想的傳播。文學工具論對兒童文學的傷害更是致命的。因此,兒童的文學的構建必須要清理這種“非人的文學”,才能構建出“兒童性”與“文學性”兼備的中國兒童文學。與之相呼應,周作人曾宣揚“文學無用論”,這一點在他的兒童文學理論中頗受爭議。因為,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之間的關系是十分親密、無法割斷的。但在周作人看來,中國古代文學對兒童天性的摧殘是可怕的,就算晚清時期的兒童文學萌芽中,正當的教育內容也乏善可陳。要說的是,周作人并非排斥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關鍵在于怎么教、教什么。在晚清時期,社會飄搖動蕩,兒童身上背負上了沉重的歷史枷鎖,同時,兒童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方法卻還沿著舊時的方式延續下去,顯然,對于兒童來說也不是件幸運的事。周作人針對的便是這樣的現狀,排斥的便是這種“非人的文學”。在《兒童的書》中他說道:“向來中國教育重在所謂經濟,后來又中了實用主義的毒,對兒童講一句話,睞一睞眼,都非含有意義不可,到了現在這種勢力依然存在。”可以見得,周作人這種超功利態度在動蕩不安的年代依然堅定,周作人堅持將兒童文學直接與人性最直接地連接起來,無論是出于哪種目的,成人世界的復雜思緒都被他堅決地清除在兒童文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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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周作人兒童文學觀的養分來源

一 與傳統文學的對接
老年的周作人曾說過:“我從中外古今都受到各種影響分析起來,大旨如上所說,在知與情方面分別承受西洋與日本的影響為多,意的方面則純是中國的。”盡管周作人一生對多種文化青睞有加,但他從未在文學審美上偏離自己的母國,而是試圖將所有文化精髓理解透徹后摘出,提煉為周作人他本身所不斷追求的文學理想境界。周作人在早期曾以一位戰士的形象在五四思潮中如卷風殘云般地斥責了封建舊道德舊思想,但是中國的傳統文學對周作人來說是無法脫離的文化母體。周作人曾試圖“脫離舊套”,卻苦于找不到一個除此之外的合適的依托。幾經掙扎,他的文學觀念最終圓融地成為披著現代外衣的多元理念,其核心還是屬于中國的。兒童文學上也是如此。
首先,周作人的文學審美是中國式的。他對中國傳統鄉村的生活圖景一直懷著十分眷戀的鄉情。生活在一個大家族中,盡管家業衰敗,卻仍是給了周作人無限的童年樂趣。周作人回憶起幼年在書齋中的情景,最懷念的并不是搖頭晃腦地背書,而是“托詞讀書,躲在廳房里面,關上了門,卻終日在園里掏那兩只水缸,將里邊的樹葉瓦礫清理出來,居然沒有中毒,連在預料的蜈蚣毒蛇蝦蟆之屬,也一只都沒有碰見過,真是奇事。”他也描述私塾里的嚴厲先生:“塾師沒有學問還在其次,對待學生尤為嚴刻,仿佛把小孩子當作偷兒看待似的”。一同讀書的還有哥哥魯迅,他同樣也對一位“禿先生”印象深刻:這位先生“以界尺擊吾首,曰:‘汝作劇何惡,讀書何笨哉!’”。可見,盡管中國的兒童從小就要接受正統文學的洗禮,這固然有助于培養文學才華,但將其視作兒童文學卻實在牽強。況且,在那種讀經讀史的古板教育中,兒童非但得不到童年應有的樂趣,反倒增添了不少讀書的委屈。周作人談論和思考的最多的是中國的文化語境中的兒童,因為這是他息息相關的同胞,也是他心心念念的童年。
周作人喜愛神話與童話,吸引他注意力的大多是神秘與古樸的東方情調,古希臘神話也能夠激起他的相似的活力與激情。但對于西方童話濫觴中的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周作人似乎興趣缺缺。周作人辛勤地整理中國民間的故事素材,晚年的周作人更是埋頭于民俗學的研究當中,樂此不疲。可見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情調還是抱有深切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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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洋情調的浸潤“
周作人的兒童文學理論,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現代化進行世界性傳播過程中的產物。”如果說,中國兒童文學的自覺化進程,是由周作人開啟的,那么周作人本人的兒童文學研究的自覺則是由西方文化開啟的。而在周作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時,日本是一個重要的存在。的確,從小就浸潤在儒家文化當中的周作人,接受過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其國學功底非常深厚,但留學日本的幾年讓周作人對日本文化有一種故土式的眷戀。“沒有宗教的與道學的偽善、沒有從淫佚發生出來的假正經”,那種東洋式的物哀情懷和閑散書生的文化氛圍深深地吸引著周作人,同時也為他提供了一塊豐饒的土壤,吸收兒童文學上的養分。
在亞洲,日本的兒童文學起步較早于中國。受到明治維新的影響,日本生產力發展迅速,19 世紀末就開始重視兒童教育,從這方面入手,日本的現代兒童文學發展十分順利。日本的知識分子首先瞄準了本國的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素材,整理出一批寶貴的兒童文學資源。此外,亞洲國家的兒童文學發展初期普遍都少不了受到西方的啟發,日本也是如此。明治時期開始,日本國內介紹了不少西方兒童文學的代表作。這些作品在日本兒童文學起步階段提供了較好的參照。在兒童文學市場的推進下,一大批作家動手創作兒童文學,成果頗豐。此外,資本主義市場的形成和印刷技術的提升也為兒童文學市場帶來了生機,兒童雜志和書刊的需求使得這個領域越來越受到矚目,日本的兒童文學終于在大正時期迎來了春天。周作人就是在這時來到日本留學,他沉浸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中,對兒童文學的興趣與日俱增。
學界普遍認為,周作人開啟兒童文學大門是受到《歌詠兒童的文學》一書的啟發。高島平三郎的這本書整理了日本文學史的發展脈絡,在日本兒童文學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為此,周作人感言:“編者在序里頗嘆息日本兒童詩的缺乏,雖然六編中包含了不少的詩文,比中國已經很多了。如歌人大隈言道在《草經集》,俳人小林一茶在句集及《俺的春天》里多有很好的兒童詩,中國就很難尋到適例,我們平常記憶所及的詩句里不過‘閑看兒童捉柳花’或‘稚子敲針作釣鉤’之類罷了。”也許是受到了激勵,周作人的一生都致力于收集民間文學中的兒童文學,整理出不少珍貴的兒童文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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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周作人兒童文學觀的橫向比較.................... 22
一 “發現兒童”與“救救孩子”....................... 22
二 “童心童趣”與“愛的哲學”......................... 26
三 “兒童的世界”與“成人的悲哀”..................... 30

第三章:周作人兒童文學觀的橫向比較

一 “發現兒童”與“救救孩子”
作為兩兄弟,周作人與魯迅在文學上的造詣都足以稱得上是中國文壇上地位屈指可數的巨匠,但他們文風各不相同,人生軌跡也大相徑庭。一個是躲進“自己的園地”種起了“薔薇與地丁”,一個是“俯首甘為孺子牛”,“一個都不放過”。由于一段不光彩的經歷,同時也由于其刻意疏遠塵世的文人品格,周作人的名字好像總有那么一點尷尬;而魯迅則是作為救國導師的形象被擁上高高的神壇,有著更為深廣的社會影響。盡管在學界上關于這對兄弟的比較已頗為濫觴,但是,若想要更加深刻地剖析周作人的兒童文學觀,魯迅無疑是最首當其沖的參照物。
晚年的魯迅曾向郁達夫寫過一首《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可以看出,那時的魯迅心中仍然充滿了對弱小者的愛。正是出于這份博愛,他對兒童的文學也保持著相當的關注。同樣是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開始涉足兒童文學天地。他向國內介紹并翻譯了凡爾納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并且滿懷希望地認為這樣的科學小說是中國社會所需要的,“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只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的思想,補助文明。”這兩本書的譯成正呼應了國內當時的兒童文學翻譯熱潮,盡管其本意也是為了“開啟民智”,好在小說的內容奇幻生動,因而受到了中國兒童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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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作為最早為中國兒童發聲、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添磚加瓦的人,周作人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中是絕對繞不開的一個名字。中國的兒童文學幾經曲折,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世界兒童文學大觀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究其根源,離不開周作人的“發現兒童”與“兒童本位”的呼吁,更少不了周作人在兒童文學上星星點點的思考。然而,正如周作人其人的復雜與矛盾:他在文學思想上他有過多次嬗變,人生中有著絕對的污點。他既前衛,同時又很保守;他的內心充滿童趣,卻又同時是個懷古的學究派。周作人的文學思想是個龐大而又復雜的“雜貨鋪”,其中包含了各個國家的文化基底,周作人多年內對它們的咂摸與提煉,最終已經成為極具周作人個人特色的文學思想觀念,他的兒童文學成就也是如此。因此,要理解和評價他的文學思想絕不僅僅是區區一文能完成的。可以確定的是,周作人的兒童文學活動,一方面是出于對中國兒童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借助藝術來“擺脫實在世界的韁鎖。”在周作人的那個年代,國破家亡,時局動蕩,人們被迫走上時代的浪頭,被動地走在自己的命運當中。周作人則躲進了兒童文學的世界當中,以此為樂趣,也借兒童文學來保留自己內心的那些對自由和真善美的向往,以及對藝術的追求和理想。無論是時代的推波助瀾,還是出于周作人內心的選擇,事實證明,他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方面有著了不起的前瞻性。由周作人最早“發現了兒童”,緊接著提出了“兒童本位”這個嶄新的概念后,中國才逐漸塑造其一個文明的現代兒童觀,中國人開始用西方人的經驗,學著不僅用疼愛的眼光,并且用理性的態度來看待兒童。——對待兒童的方式由粗暴轉向柔和,正代表著中國社會摒棄了迂腐的封建傳統,開啟了開明奔放的新篇章。兒童文學的自覺也正產生于這一文化土壤。而這一切,都少不了周作人所作出的貢獻。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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