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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與逃離——蕭紅小說創作研究

來源: www.dcfrg.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7-08-07 論文字數:27563字
論文編號: sb2017072709334316798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文學畢業論文,筆者從底層人物的書寫到國民性的批判,從性別到文化再到哲學的深入思索,蕭紅在不斷地探尋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與生存狀態之間的關系。
第一章 啟蒙者:底層人物的書寫


第一節 人物自我意識的缺失
在蕭紅的小說創作中,基本是以呼蘭河鄉村作為故事發生的場域。在充滿鄉土氣息的文字里,潛藏在生死循環背后的是自我意識的缺失。“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這是出自《生死場》中的一句點睛之筆。在蕭紅的筆下,這里的“忙著生,忙著死”有著兩層含義:一方面,在極度貧困的閉塞鄉村里,人們為了生存與繁衍而忙碌著,展現出一副盲目地活又麻木地死的人生群像;另一方面,“生殖與死亡”在女性身上不斷地上演,女性成為了生育的工具。在蕭紅的筆下,那些跟著墻邊的小豬一起忙著生產的女性,幸運的便活了下來,不幸的便在血泊中死去。她們的生育是出于本能,是動物性的,而不是自我選擇的結果。
在《生死場》的前十個小節中,以麥場、菜圃、老馬走進屠場、荒山、羊群、刑罰的日子、罪惡的五月節、蚊蟲繁忙著、傳染病為標題,構筑了一幅鄉村生老病死的輪回圖景。在蕭紅筆下的鄉村,有眼睛比牛還大、說話像豬一樣的麻面婆;有模仿著羊叫、喝水像馬一樣的二里半;有長著綠色的牙齒、像患病的貓被斬軋的月英;有像被野獸壓著、老虎捕住的小雞一般的金枝。這些被物化的卑微人物,像受到命運的牽引,過著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上演著生與死的悲劇。因為“在鄉村永久不曉得,永久體驗不到靈魂,只有物質來充實她們。”他們有著動物般的神情,更有著動物般的生存方式,唯獨失去了作為“人”的自我意識。
在另外一部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中,也生活著一群天黑就睡覺,天亮就工作的人們。“一年四季春暖花開、秋雨、冬雪,也不過是隨著季節穿起棉衣來,脫下單衣地過著。生老病死也都是一聲不響默默地辦理。”在這里歷史似乎停滯不前,呈現出一種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的循環鏈,祖祖輩輩,生生世世,恍如一日。這種以一次性的敘述表達同一事件的多次發生,曾被熱奈特稱為“迭代模式”敘事,好像生活從來就如此。對于人生沒有理性的認識,只知人活著就是為了吃飯穿衣,人死了就完了。在這樣的一種無知無覺的環境下,即便是擾人多時的“大泥坑”,也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存在。在這個泥坑里,曾翻過車,淹死過動物,阻礙行人的通過,雖有想過用各種辦法跨過它的熱心人,但卻沒有一個人想過把泥坑子填起來,因為居民們享受著由泥坑帶來的兩大福利。因為它的存在,一方面使得本來單調無聊的生活多了娛樂消遣的話題和談資;另一方面,瘟豬肉被說成淹豬肉,讓更多的人能吃到便宜的肉。這里有著近乎阿 Q 式的自我催眠和麻木,這種自然和物完全和諧的背后,潛藏著對真相的逃避和恐懼,但凡有人起來喊出“這根本就是瘟豬肉”,就會遭受惡罵和鄙夷。這不禁讓人想起魯迅在《<吶喊>自序》所曾提到的鐵屋子,里面熟睡的人雖然不久就要悶死,但從昏睡到死滅,是感受不到死的悲哀的。若是有人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人,使這不幸的人陷入無可救藥的苦楚,怕倒是對不起他們了。在這樣一個閉塞的村子里,說出真相本身并不會帶來夢的初醒,卻會受到愚人的打擊和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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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原始生命力的張揚
在蕭紅看來,魯迅是以一個自覺的知識分子,從高處去悲憫他的人物。她曾說:“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都是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咧”。為了追尋自由與愛,蕭紅逃離自己的家庭,開始了漫長的流亡生活,經歷過生育、貧苦與饑餓、戰爭的硝煙彌漫,使得她對底層人物的命運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她認為她所書寫的人物比她高。在這個看似靜如死水的世界里,蕭紅以謙卑的心,賦予了忙著生忙著死的人民以同情。

在這樣一個看似封閉、破敗、落后的鄉村里,在忙著生與死的表層結構下,底層人物有著出于本能的原始生命力。在蕭紅小說世界里,處處彰顯著對生與死的對抗,而在對抗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蕭紅在展示生命如蚊蟲一樣低微時,也展示了生命的韌性。這樣的書寫主要源于東北的地域文化。因為東北地處邊塞,環境嚴酷,常年氣候嚴寒,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為了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有極強的生命意志。蕭紅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對這種惡劣的環境下的生存狀態,更能夠感同身受。尤其在《生死場》與《呼蘭河傳》這兩部小說中,蕭紅展現了底層人物身上原始的生命力,體現為生與死的掙扎、對苦難的嘲諷。
一、生與死的掙扎
自古以來,東北嚴酷的環境造就了粗獷而雄悍的民族性格,使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具有極強的求生意志。在《生死場》中,王婆因兒子被槍斃了而服毒,在棺材里尚有一絲氣息時,卻被愚昧的村民認為是借尸還魂,她的丈夫趙三更是用扁擔切在她的腰間。王婆的死很快傳遍全村,女人們借她的死哭著自己的命運。但最后,蕭紅筆鋒一轉,王婆沒有死去,“她感到寒涼,感到口渴,她輕輕地說‘我要喝水!’”
這種戲劇化的反轉,使得王婆的生與死形成了一種張力,展現了一種原始的對生的欲求,對死的抵抗。
這種極強的求生意志在后期的作品《呼蘭河傳》中也有所體現。婆婆將團圓媳婦放在大缸里,連同三四個人一起攪起熱水往她頭上澆。看熱鬧的人們精神抖擻,“個個眼睛發亮,人人精神百倍。”看客們以偽善者的姿態自居,一次又一次地將團圓媳婦的頭往水里按,而團圓媳婦大聲地叫著,一次次地想要跳出缸外,但最終昏倒在缸底。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看客們的麻木,更看到受害者生命的硬度。正如陳思和所說,“生命的張力在于人與自身的消耗之間,一場無情的非常艱巨的斗爭,我想這個斗爭的張力是人類生命當中的第一要素。”在蕭紅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底層人物與死亡抵抗時的原始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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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返鄉者:國民性批判與反思

第一節 家鄉的逃離與回歸
三十年代小說的三個主題:鄉村的狀況、知識分子以及抗日愛國主義中,鄉村主題支配了大多數的作品,由此產生了新的文學流派:“地區文學”,即作者力圖攝取一個特定的農村地區,展現家鄉的泥土氣息和地方色彩。這時期有以長江下游的鄉村為背景的茅盾的鄉村三部曲,老舍的北京故事,葉紫的湖南鄉寨,沈從文的湘西世界等,他們懷著對鄉村大地強烈的愛,書寫下一個又一個充滿鄉土氣息的故事。“無論是諷刺的,田園牧歌式的,現實主義的,或鼓動性的,事實上都成為對那個極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權,表示抗議和不滿的文學。”此時,東北作家群從東北流亡到上海,開始了一系列文學活動。以往,鄉土作家多來自南方,對故鄉保持著一種較為冷靜的審美距離,多溫情的敘述,但東北作家群則將激情毫無保留地投射到作品中,與人物同呼吸。在逄增玉看來,這樣的差異主要是源于東北具有古老的日神文化精神,這種精神表現為:“追求火爆熱烈,在嚴酷的生存環境和壓力面前絕不畏縮,而是以太陽般的激情積極忘我地投入和博戰。”蕭紅,正是東北作家群中的一員。蕭紅的一生都在逃亡,所以當回首故土時,蕭紅除了啟蒙者的身份外,又兼具了返鄉者與漂泊者兩重身份,深切地體味到了生命的蒼涼,對家有著無盡的眷念。
在《呼蘭河傳》的第一章,蕭紅描繪了呼蘭河卑瑣而實際的生活。第二章,敘說了精神上的諸多盛舉,比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燈、野臺子戲。在接下來的五個章節中,以第一人稱“我”,回憶我與祖父在后花園的故事,并為有二伯、團圓媳婦、馮歪嘴子做傳。當時蕭紅漂泊至香港,重病纏身,非常孤獨和苦悶,該小說幾乎傾注了她所有的心血。但是因創作的題材與抗戰大環境距離甚遠,因此人們頗有爭議。即使是為其作序的茅盾,雖然贊賞“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也全篇冠以“寂寞論”的基調,提出作者思想的弱點在于看不見封建的剝削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兩重枷鎖。其實這樣的論斷是有悖于小說原意的,在《呼蘭河傳》中,蕭紅以回歸精神故鄉的方式,展現整個呼蘭河城民俗社會的眾多生活面相,對病態社會中人們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國民靈魂進行了深度的追溯和反思。在郜元寶看來,蕭紅的創作不僅隱含著對“家”的渴望,而且隱含著因故土淪陷而處于顛沛流離狀態的極度悲痛以及盼望回歸卻無家可歸的無奈和隱痛。[2]當年,蕭紅義無反顧地離開了舊家庭,像子君一樣,作了一個逃離舊家庭的娜拉,但她對生養自己的故鄉,那曾經充滿歡樂的故土,而現在已經被日本侵占,且正在遭受蹂躪的土地,一直滿懷深情的凝望,她所采取的是一個既是旁觀者又是局內人的敘事視角。從第一章那些被認為不識時務的孩子的第一聲吶喊“那是瘟豬肉而不是淹豬肉”開始,到說出“團圓媳婦沒有病,還是好好的”為止,蕭紅以孩子的眼光去看待城中的人與事,可以說這個孩子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的角色,既參與其中,又能因“童言無忌”而說出事實的真相。在這個意義上,童年的視角將過去與現在連接在一起,獲得了時空上的連續性,既道出了蕭紅所要揭出的真相,也讓蕭紅以一個在場者的身份,回到了故鄉。于是,我們便可以看到蕭紅在逃離過程中的頻頻回首,以為呼蘭河城做傳的方式實現了對家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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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文化的蒙蔽
蕭紅作為一個曾經受過封建禮教束縛,而后又逃離出走的女性,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傳統文化對個人的束縛和戕害,她深知僅僅批判國民性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挖掘形成國民劣根性的深層原因。從《生死場》慘烈、陰郁到《呼蘭河傳》對故鄉的溫情與詩意的回顧,小說對故鄉農民生存狀態的呈現也從物化、自然化的描寫轉向了更深層次的文化探尋。在蕭紅的小說文本中,一方面,運用疾病的隱喻揭開了個體所受到的精神創傷,挖掘出苦難背后的文化機制:封建傳統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對個體的規訓及對異者的迫害;另一方面,通過描繪偽善者的施救所釀成的一樁樁慘劇,尤以團圓媳婦為例,揭示個體在“看與被看”中陷入了“施害與施救”的怪圈的同時,對國民性進行了批判。
一、對疾病的書寫與隱喻
“由于五四文學的啟蒙傳統和人道主義精神走向,許多現代文學作家拿起筆描繪千瘡百孔的社會和病態的人生時,實際是在反思中國社會歷史的悲劇本質,文本中繽紛繁復的意象象征系統也都服務于這一總主題。”[1]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疾病,不僅僅是醫學上的,而可能有更深層的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闡釋意義。縱觀蕭紅的小說,因為重大的精神創傷而帶來意識上的覺醒,由此因疾病而死亡、發瘋的例子不在少數,而疾病背后的隱喻,是指涉了封建傳統文化對人的身心的桎梏,由此帶來了不可愈合的創傷。
從表層意義上,在蕭紅的筆下的村民,似乎對生老病死有著異乎尋常的冷靜和克制,但在深層意義上剖析,就能發現隱藏在克制背后的是極大的精神創傷,而創傷的表現方式為疾病。疾病包括了身體上和心理上兩個方面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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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漂泊者:對個人人生的探尋.....................30
第一節 對人生意義的追問..............................30
一、寫作:個體生命的追問方式..................31
二、萬花筒:不可抗的宿命象征.....................33

第三章 漂泊者:對個人人生的探尋

第一節 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蕭紅在創作之初,就已經歷了母親和祖父的死,戀人的離去,孩子的夭折,被囚禁,受饑餓貧困所擾,因此在她能夠對民眾的苦難感同身受,可以說,她的一生,是在苦難中掙扎的一生。在她所創作的小說中,36 部短篇,3 部中長篇,寫下了人生受難的百態圖景。從第一篇《王阿嫂的死》到最后一篇臨終口述《紅玻璃的故事》,貫穿始終的是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從階級上,有張姓地主的殘忍無道,貧民的無力反抗;從性別上,有生育中死去的王阿嫂,出走無路的金枝,在癱瘓中死去的月英,以死抗婚的翠姨;從戰時受難的角度而言,有被火燒死的孤苦無依的啞老人,在等待兒子歸來而發瘋的耿大先生和張老太,陷入可笑的逃難怪圈的何南生,被日本憲兵打死的小豆;從國民性批判的角度而言,有因為手而受盡歧視被認為是怪物的王亞明,集體無意識施虐下的團圓媳婦,披著智識的外衣實則奉行逃跑主義的馬伯樂。蕭紅筆下的人物是立體的,有善有惡,有美有丑。從小說的話題上而言,如季紅真所說,“我們當下文壇談論的所有話題,蕭紅的著作中幾乎都有。比如,民族國家、文化批判、鄉村潰敗、底層寫作、性別政治、身體敘事、終極關懷,甚至是后殖民的問題都有。”在這眾多的話題中,所關照的主體是“人”,探討的是個體在生與死之間這段漫長的人生路途中所遭受到的苦難,思考的是人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是做敢于直面人生的馮磨倌子和王大媽還是唯唯諾諾的馬伯樂?亦或是像大多數的人一樣麻木地忙著生忙著死?
賈振勇認為蕭紅人生中的種種創傷體驗導致了其退行的行為,在處理社會事務和愛情,顯得稚嫩、天真、盲目、草率乃至弱智,而“退行”行為的積極性防御力量激活了蕭紅的藝術天賦,由此成就了蕭紅文學世界的獨創性。這樣的表述方式,顯然是有失偏頗的。“退行”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防御機制,是指人們在受到挫折或面臨焦慮、應激等狀態時,表現出與年齡、身份不相符的幼稚行為,以滿足自己的某些欲望,是一種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機制。蕭紅的創傷性體驗如同廚川白村所說,是因為生命的自由飛躍受到了壓抑而生發苦悶,即精神的傷害。只有通過藝術的創造,個體才能夠從內外的壓抑中解放出來,獲得絕對的自由。蕭紅正是將自己的苦悶付諸于文學創作,對創作有著近乎宗教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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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叔本華看來,痛苦和缺陷是人生的本質,每一個個體都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進行無休止的追求,從根本上一切追逐都是起因于缺乏和對自身狀況的不滿足。蕭紅的一生,可以說是在不斷的追尋與逃離中度過的,她兼具“啟蒙者、返鄉者、漂泊者”三種身份,始終保持著主動選擇的姿態去面對人生的困境。她所追求的是自由與愛,所逃離的是種種強加于個體的束縛。蕭紅在創作中,始終秉持的是“啟蒙者”的身份,同時受“返鄉者”、“漂泊者”身份的影響,使得她的啟蒙立場有別于同時代的啟蒙作家,她完成了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和使命。
蕭紅作為一名啟蒙者,通過對底層人物由無意識的麻木生存到有意識地反抗的描寫,表達了對底層人物深切的同情和悲憫。作為一名返鄉者,她在回首鄉土時,完成了對國民性的批判與反思。蕭紅不是單純地批判國民性本身,而是重點反思了造成這種國民性的原因。她運用疾病的隱喻挖掘出苦難背后的文化機制:封建傳統文化對個體的規訓及對異者的迫害,個體陷入了“看與被看”、“施害與施救”的怪圈。此外,蕭紅借馬伯樂逃難路徑的書寫,完成了對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啟蒙角色的反思,以及對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文化結構的質疑。作為一名漂泊的女性作家,她將自己所有的人生體驗和經歷融入到了創作中,完成了對自我人生的追尋。從《生死場》的生育之死到《小城三月》、《紅玻璃的故事》的疾病之死,隱含蕭紅對生存狀態的思考。早期的生育之死,揭露了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女性成為了繁衍后代的工具;到中后期,翠姨的死,是由新知識與舊文化的沖突引起的內心的撕裂造成的,隱含的是對整個文化結構的批判;再到王大媽的死,物質生活的重擔沒有壓倒她,壓倒她的是對生命本質的認識而帶來的對生命的絕望。
從底層人物的書寫到國民性的批判,從性別到文化再到哲學的深入思索,蕭紅在不斷地探尋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與生存狀態之間的關系。無論是蕭紅的小說創作還是她的個人生命歷程,都指出了個體價值的實現,除了需要自我意識的覺醒,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變革,如削弱社會話語、傳統文化對個體的束縛和壓制。另外,她強調個體的覺醒雖然不能完全走出困境,但依然要有向上的精神,去追求人生的高峰,去尋求人生的真理。
參考文獻(略)

原文地址:http://www.dcfrg.com.cn/wenxuelw/16798.html,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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