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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延安時期文學創作研究

來源: www.dcfrg.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7-07-29 論文字數:34266字
論文編號: sb2017072222270216776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當代文學論文,本論文以丁玲延安時期的文學創作為切入口,通過對丁玲所處時空、事件以及作品的考察,將其延安時期的文學創作劃分為三個時期,并采用文本細讀、社會-歷史研究法
第一章 革命新人的激情表達(1936 年 11 月-1939 年 11 月)

第一節 新政權的謳歌
1933 年 5 月,已經是著名女作家的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隨后被押解至南京并遭到囚禁,開始了長達三年噩夢般的牢獄生活。對于這幾年痛苦的心靈歷程,丁玲在《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中說到:“我所有的力量、心計,都為應付國民黨的陰險惡毒已經耗費盡了”,那個地獄,“我獨自一人在一群劊子手、白臉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鐘、一秒鐘、一點、一滴的忍受著煎熬”。①1936 年 9 月,身心飽受摧殘的丁玲在多方友人和黨組織的幫助下終于逃離南京。此時的丁玲面前有三條出路,首先是由于當時去陜北的交通斷了,又擔心長期住在儉德公寓會暴露,而且“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馮雪峰建議她“先回南京,設法爭取公開到上海來做救亡工作”。②其次是在途經西安時,潘漢年建議她“去法國做救濟工作,利用有利條件為紅軍募捐”。③但她毅然地拒絕了這兩個相對舒適的選擇,執意要到蘇區去。這三年來,面對國民黨的摧殘折磨,丁玲始終堅持自我,與國民黨斗智斗勇,耗盡身心,度秒如年,唯一支撐著她的就只剩下革命的信念。因此,即使知道“長征的艱難”,丁玲仍然覺得他們是“一支隊伍”,“是無數親密的好同志在一起”,“是在大太陽底下與敵人斗爭”。①于是帶著滿腔的熱情、憧憬與希望,丁玲義無反顧地奔向她理想的圣地——延安。
事實上,丁玲與革命的淵源由來已久。在年幼之時,丁玲便因母親余曼貞、九姨向警予、陶斯詠等進步女性的言傳身教,接觸到了革命的火種。青少年時期的求學歷程更是讓她直接感受到了革命的脈動。丁玲在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的影響下認同了革命,認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后丁玲更是加入了左翼,成為左翼作家,為國家解放貢獻綿薄之力。在丈夫胡也頻死后,丁玲更進一步地認識到了革命的必要,于 1932 年堅定地加入中國共產黨,誓言“做革命、黨的一顆螺絲釘”,獻身革命。三年的軟禁生涯更是讓丁玲堅定了對黨的信念,她迫切地需要黨、需要革命來溫暖她的孤獨寂寞,來安放她奔涌的心。由此可見,丁玲心中早有頑強的革命種子,只待陽光甘霖,便能破土而出,茁壯成長,枝繁葉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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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性意識的流露
帶著對革命的信仰和熱情,丁玲來到了延安,并自覺地在革命政策的指導下開始宣傳黨和革命的書寫。同時,作為深受“五四”影響的作家,丁玲又帶有強烈的個性意識,追求自由、民主和解放。早在 1932 年加入共產黨時,丁玲就說過:“我是喜歡自由的,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黨的決議和束縛,我是不愿意接的”。因此,初到延安的丁玲雖然因各種原因,創作了大量關于革命的頌歌,但細讀文本,我們仍然能夠看到她流露的個性意識。
作為深受“五四”影響的作家,丁玲深入骨血的個性主義思想無疑來自于那個時代的啟蒙。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人的發現”是這場運動最大的發現。個性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個人精神的獨立和意志的自由是這一時期的時代共鳴。個性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正如胡適所說:“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②因此,丁玲也形成了以個人精神和意志的獨立與自由為基礎,實現個性自由發展和表達真實自我的個性主義思想,從而產生了以人的解放為基礎,從自身經驗出發,表達真實自我思想的個性創作意識。丁玲作為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以及女性意識都是在其個性主義的基礎上發展壯大的。也正是這種個性意識促使丁玲發現了熱火朝天的延安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并不自覺地流露于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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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1939 年 12 月-1942 年 5 月)

第一節 女性與時代
在歷史的長河中,因先天的柔弱和后天的壓制,女性在社會中必然處于弱勢,并且受到更嚴重的壓迫和剝削。事實上,撐起另一半天的女性與一個社會的進步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社會的進步程度與女性在這個社會中的地位成正比,女性地位越高,社會越發達。但現實并非如此。身為女性,丁玲在長期的生存發展中同樣感受、遭遇到了女性的不易。豐富的人生經歷使丁玲清晰透徹地了解到了女性在社會中的生存困境,這種困境既來源于生理,更來源于心靈。丁玲積極地去探尋女性的出路,在艱難的探索中,丁玲深刻地認識到,女性的解放和發展不僅要依靠社會、制度等外部條件,更需要依靠女性自身的自我改造。因此,在察覺到延安圣地仍然存在對女性的壓迫時,丁玲的這種女性意識充分地宣泄在了她的文本創作中。
早在“五四”時期,先進之士就已經開始意識到女性生存和解放的問題。而“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著的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口號,也促使當時許多新女性紛紛走出家庭,走向社會,企圖擺脫附庸、傀儡的命運,尋求自身的獨立和解放。可惜的是,幾千年的封建思想的禁錮并不是短時間可以消除的,在男權社會中,女性早已失去獨立生存的能力。這些女性僅僅憑借新思想所啟蒙的一絲覺悟和一腔熱血走出家庭,但這并不能帶給她們真正的解放,反而迷失在現實之中。正如魯迅所說,出走的娜拉是值得贊揚和尊敬的,但是娜拉出走之后,僅憑自身的力量,最終的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歸。而作為女性作家,丁玲更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其早期著作中的莎菲、夢珂等女性人物,雖然有意識地渴望自我,追求自由,卻仍然逃脫不了漂泊和孤獨的失敗命運。即使是在革命的延安,積極參加革命的先進女性也仍然不能擺脫回歸家庭的命運,這也是丁玲創作《“三八”節有感》的原因,足以說明女性的解放和自由是如何的艱難。然而,隨著丁玲自身的不斷探索,她不僅將個人的生存融入集體之中,也深刻地體會到女性的最終出路,不僅要依靠女性自己的覺悟和自立自強,更要依靠全社會的努力,依靠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因此,在丁玲延安時期的創作中,她將女性的生存和解放都深深地融入了革命之中,為女性開辟了一條除回歸和墮落之外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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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識分子與革命
廣義上的知識分子泛指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主要以創作、積累、傳播、管理和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當今社會,教育廣泛普及,有知識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每個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稱為知識分子,更多的只能說是讀書人,并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薩義德提出:“從事批判和維持批判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最大方面”②,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有知識,還要有思想,能夠占據科學的制高點,對人類社會、未來有科學的預見和指引,敢于批評社會。因此,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關心社會,但同時又是時代的批判者和代言者,對時局采取批判的態度,他們事事關心,以天下為己任。中國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由于身處時代的洪流之中,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他們更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壯志雄心,深切地關注國家、民族、社會和人民的命運和走向。抗戰時期,帶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知識分子積極投身于革命浪潮,尋求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同時,他們又以嚴格的批判精神審視一切,企圖以批判來創造社會更好的發展與完善。同樣身處動蕩亂世的丁玲便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在深入接觸了解革命圣地延安后,丁玲以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批判精神客觀冷靜地審視著延安,敏銳地察覺到延安存在的陰暗面,她反思自我,一改初入延安時的熱情贊頌,大量暴露延安的黑暗,企圖以揭露和批判病苦達到治愈、凈化的目的。
深受“五四”影響的丁玲從少年時期便開始接觸魯迅的文學作品,可以說是吮吸著魯迅乳汁長大的。1940 年丁玲發表文章《開會之于魯迅》說到:“我體會到那個活在我心中的人,他是如何深入到別人的感情中。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寫出一篇能幫助人了解魯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魯迅先生之后來寫,但現在卻只能寫一點關于魯迅先生生平中的點滴”①,深深地表達了丁玲對于魯迅的敬仰、懷念和推崇。因此,當她察覺到延安的黑暗時,她呼吁知識分子拿起筆,以雜文來展開自由的批評和論爭,“團結整齊大家的步伐,促進延安社會的進步”②。隨后,丁玲更是在 1941 年 10 月 23 日的《解放日報》中發表《我們需要雜文》一文,正式號召知識分子、作家把雜文作為文學寫作主體:“魯迅先生死了,我們大家常常說紀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們卻缺乏學習他的不怕麻煩的勇氣。我們今天以為最好學習他的堅定的永遠的面向著真理;為真理而敢說,不怕一切。我們這時代還需要雜文,我們不要放棄這一武器。舉起它,雜文是不會死的”,“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里更需要督促,監視,中國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鏟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接的。”③丁玲也指明即使是在延安,也有黑點的存在,這是必然的,我們要正視它,揭露它,批判它,然后才能鏟除它,消滅它。為了“在批評中建立更鞏固的統一”,丁玲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雜文作為她開啟“暴露”黑暗風潮的強烈武器,創作了多篇作品,涵蓋文藝、生活、思想、知識分子、女性、封建惡習等多個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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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講話”的指導下(1942 年 6 月-1945 年 10 月)..........36
第一節 政策指導下的創作.............................36
第二節 自己的聲音...............................41

第三章 在“講話”的指導下(1942 年 6 月-1945 年 10 月)

第一節 政策指導下的創作
隨著延安知識分子自由而任性地發表批判文章,開展暴露黑暗的活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逐漸認識到這種文藝變化對革命政權、延安穩定的威脅,并逐漸觸及到黨中央的底線。為了遏制批判風暴的持續,消除知識分子自由不受控制的個人創作,將個人完全地納入集體、革命之中,鞏固政權,黨中央開展了延安整風運動,為與之配合,以毛澤東為主的領導集團在文藝界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一系列影響巨大講話。會后,文藝座談會上的這些講話被整理成文章,以《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題發表在了 1943 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報》。《講話》中強制性地規定文藝是為政治服務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作家的創作必須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為基本出發點,對于人民大眾和無產階級只能贊頌,不能批判,暴露黑暗只能針對革命的敵人;規定“一切包含反民族的、反科學的、翻大眾的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評和駁斥”①,作家只能在規定的范圍內創作,否則就會遭到懲罰,甚至危及生命。隨著文藝政策的強制和緊張,延安的自由創作、批判風潮瞬間瓦解。
作為《解放日報》的編委,丁玲不僅自己寫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同時也簽發了很多批判文章,其中最危險的就是《“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實上,早在《“三八”節有感》發表之后,丁玲就因此受到了批評,但當時她并沒有深思,并且對于曹軼歐和賀龍的批評覺得奇怪,覺得是他們誤會了,再加上當時毛澤東為其作保:“《“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①丁玲并沒有察覺到問題所在。但是隨著《講話》的發布,丁玲受到的批評加重,加上舊事重提的自首問題,以及王實味的死亡,丁玲猶如驚弓之鳥,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即調整步伐,反省自身,積極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主動以《講話》武裝自己,向黨的政策自覺靠攏。為了擺脫危險,表明自己端正的立場和正確的態度,丁玲在 1942 年 6 月,也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后,立即參照《講話》,以其為藍本,創作了《關于立場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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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 1936 年 11 月到達延安至 1945 年 10 月離開延安,丁玲在這個承載著中國希望的紅色圣地整整度過了九年。關于這段時光,丁玲曾說:“陜北這個名稱在我生活中已經成為過去了,我想也許還有去的機會,也許只能在記憶中生許多留戀和感慨,但陜北在我的歷史上卻占有很大的意義。”①在延安,丁玲經歷了自我戰斗的痛苦,同時也享受著自我蛻變的愉悅,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松,一路走來的崎嶇與磕絆,只有丁玲自己才感受得最清楚、明白。
初入延安的丁玲帶著滿腔的革命熱情自覺地進行以歌頌革命為主題的文學創作。她此時的文學創作多采用直白的喜劇式的語言,描繪戰爭場景和戰爭歲月的同時也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人物。而丁玲不自覺流露個性意識使她也對革命隊伍中的封建意識以及一些人的革命動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深入延安后,丁玲內在的個性主義思想使她掙扎于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者等多重身份之間。此時的丁玲從知識分子和女性的立場出發,敏銳地察覺到了延安革命隊伍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不僅有知識分子的自由散漫,勞動群眾的愚昧無知,也有革命隊伍的官僚傾向、等級制度,延安的女性歧視,更有丁玲自身對女性出路和革命的真實感受與思考。同時,丁玲也塑造了貞貞和陸萍等一系列堅韌而富有個性的女性形象,她們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璀璨明珠。在《講話》的規范下,丁玲的創作自覺進入宣傳大眾,迎合革命主流的階段。她發掘了一批“群眾”,卻沒有寫出典型。然而在一些文章中,丁玲潛藏的自我聲音仍流露其中。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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