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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動力及作用渠道——基于國際貿易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分析

來源: www.dcfrg.com.cn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7-07-11 論文字數:31566字
論文編號: sb2017071109321216703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國際貿易論文,本文的重點是切合中國國情,探求在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在全球價值鏈影響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遷及影響因素,從而得出我國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意義
一、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進行了近四十年,中國經濟也隨之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然而,正值中國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際,隨之也產生了諸如勞動力不足,工資水平上漲,以及人口老齡化愈演愈烈等問題,使得中國過去三十年依靠的高投資、高出口拉動型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國家不斷擴大投資,而實際 GDP 的增長率卻出現了趨勢性下滑。為確保中國經濟的行穩致遠,黨的十七大在制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時,通過多年經濟發展實踐,對之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將經濟發展的重心變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寫入國家經濟目標,下定決心實現經濟發展由不可持續性向可持續性轉變;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投資拉動型的外延式增長模式向技術進步型的內源性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再僅僅是傳統要素投入的增長,而更多來自于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 TFP)的提高,使得資源得以重新有效配置并獲得更高的效率。
眾多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及其貢獻率的高低,一方面造成了經濟是可持續增長還是停滯不前的路線分化;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各個經濟體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天壤之別。我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若想準確認識、把握、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毋庸置疑需探求經濟增長新動力,激發經濟創造新活力。為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使中國經濟增長由要素投入驅動型增長模式,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增長模式,成為中國經濟得以行穩致遠的必由之路。全要素生產率既是經濟增長的本源動力與核心引擎,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創新績效的重要參照指標之一。創新是否成功,不僅是看科技論文總量與發明專利的多少,本質上更要重視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更要關注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小。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質量如此重要,對經濟健康有效地持續運行如此功不可沒,那么各國政府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認知程度與關注力度,自然而然造成了不同國家經濟政策的大相徑庭。其中,新加坡政府一馬當先,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制定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目標,其經濟發展目標之一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每年至少要增長兩個百分點。自此,新加坡的創新力和競爭力不斷提高。在 2016 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Index, GII)排名中,新加坡位居亞太榜首,全球第六;在由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6-2017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新加坡政府在全球競爭力指數(Global CompetitivenessIndex, GCI)高居第二;相比之下,中國位列全球創新指數榜單第 25 名,全球競爭力指數榜單第 28 名。可以看出,在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與實踐中,我國可以結合實際國情有選擇地借鑒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取長補短發展經濟,不斷提高我國創新力與綜合競爭力,使經濟轉型的偉大事業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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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思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重點是切合中國國情,探求在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在全球價值鏈影響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遷及影響因素,從而得出我國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期,全要素生產率得以不斷穩步提升的渠道及其影響程度。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
(1)文獻研究
在盡可能全面閱讀國外及國內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搜集整理出有關 “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的學術成果與最新研究進展,探求經濟轉型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探討影響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作用渠道及其作用方向,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并借鑒相關的研究方法,規范本文的實證分析方法,進而完善本文的研究框架。
(2)理論分析
本文從嵌入全球價值鏈、參與國際貿易的深度(以貿易量來衡量),對知識資本的投資力度(以研發經費來衡量),金融市場的繁榮程度(以信貸余額來衡量),和人力資源的充裕度(以就業人員數來衡量)四個方面(其中,后三個因素構成知識資本、信貸資源和勞動力的配置效率),分別分析其對我國生產率水平的影響,并闡述每個影響因素短期和長期的影響特點,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
(3)實證分析
本文將基于 1999 年-2014 年 30 個省市及自治區的相關面板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證方法,通過建立動態面板回歸模型,分別對影響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貢獻率的作用渠道,進行規范化實證檢驗,同時,既考慮各個影響因素的作用特點,又考慮各個影響因素在短期與長期兩方面的影響大小,使其可以為我國決策者制定經濟轉型發展的長短期戰略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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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研究現狀

第一節 關于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文獻綜述
自從索羅(1956;1957)利用增長函數分離出全要素生產率后,關于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這個主題,各國學者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實際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豐富廣泛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而本文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動力,本質就是探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動力,具體可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貢獻率的提高。同時,鑒于國內外文獻對經濟轉型方式的研究,多表現為研究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內在關系。因此下文主要論述關于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文獻,且主要按照國外研究和國內研究分別進行梳理總結。
一、國外關于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
自從索羅(1956;1957)利用新古典增長函數分解出要素投入之外的產出增長部分,即索洛殘值,國內外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就開啟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隨后不少著名學者,如 Krugman(1994),Klenow,Clare(1997),Hall,Jones(1999),Miller,Upadhyay(2000)等,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對產出增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Krugman(1994)發表了曾轟動一時文章,即《虛幻的亞洲經濟》,他認為亞洲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加來推動,而非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樣會導致經濟不可持續發展,Krugman 指出新加坡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停滯不前,收效甚微。盡管 Krugman 東亞無奇跡的觀點被后來學者廣泛討論,正確與否各有說辭,但是該文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使其認識到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新加坡政府設立了 SPSB(新加坡生產率標準局)并定下全要素生產率每年需增長 2%的目標。
在最近的研究中,Muhammad,Uzma(2016)指出,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其增長不應僅僅和諸如勞動生產率、教育和投資等結構變量聯系在一起,也應該和一些周期性變量聯系起來,比如貿易條件、實際匯率波動等。Chad 等人(2013)搜集整理美國各州 1840-2000 年的數據測算生產率,認為此研究期間內的產出增長來源中,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巨大,在 60%-75%之間,但如果具體到每個勞動者的產出變化,TFP 增長約貢獻了 75%。Katarzyna(2013)采用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國這四個國家 1995-2010 年間的數據,指出雖然在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積累似乎對產出增長有相對平等、相互持平的貢獻;而在匈牙利,增長的主要來源則是資本積累的貢獻;在波蘭全要素生產率對總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高達 70%。進一步研究發現,這四個國家生產率增長主要是由于效率改進(技術追趕)。Ryszard,Mariusz(2009)對中東歐和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體)在 1990-2003 年期間 27 個轉型經濟體的增長路徑進行了詳細分析,采用增長會計核算法,假設物質資本的份額為 0.3-0.4,勞動的份額為 0.6-0.7,從而得出結論“TFP 是增長的最重要的引擎”。Chaudhry(2009)使用巴基斯坦 1985-2005 年間的數據測算 TFP,指出巴基斯坦的產出以年均 1.1%的速度增長,但將近 75%的增長源自于是由勞動力大量增加和資本存量顯著增大,相比而言,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則要小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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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文獻綜述
關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研究百花齊放,單獨從一個方面,或者某兩三個方面研究 TFP 影響因素不勝枚舉。學者們研究切入的角度有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度、人力資本存量、技術創新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效應、金融發展水平等。本文結合所要研究的主題,重點歸納總結了與國際貿易和資源配置效率相關的影響因素。
一、國外關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研究
顯而易見,TFP 對經濟增長的規模和質量均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高 TFP及其貢獻率,自然成了眾多學者爭相研究的主題,也是政策制定者的迫切關注點。
在最近的研究中,美國學者 Edinaldo(2016)利用 1960-2011 年間 63 個國家的數據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分析,研究指出TFP初期水平對其之后的動態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初期TFP較低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其經濟水平仍普遍低于初期TFP較高的國家;同時,研究還發現,一個國家的制度質量和貿易開放性是 TFP 增長的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雖然更完善的制度和政策可以促進技術進步,提高技術效率,但全球化作為知識和技術擴散在國家之間的一個重要渠道,對促進 TFP 增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Kumar,Chen(2013)研究表明,健康和教育對 TFP 提升有正向促進作用。Dollar,Kraay(2004),Wacziarg,Welch(2008)認為,一國對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整體開放度,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生積極影響,國際貿易可以促進企業間競爭,也是國家之間進行技術傳播的渠道,這些都將增強一國的綜合創新力,提高該地區的生產率。Loko,Diouf(2009)的研究結果則表明,人力資本可以正向影響 TFP 的提升。他們指出,技能較高的勞動者除了對資本生產力、創新和技術變革產生固有貢獻外,還可以提高該經濟體從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外部性中受益的能力。Voutsinas,Tsamadias(2014)利用希臘1981-2007 年間的數據進行 R&D 投入與 TFP 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總研發資本和 TFP 之間有長期相關關系。其中公共研發資本作用較大,其對 TFP 存在長期影響;而私人研發資本與 TFP 并沒顯著的相關性。當總研發資本增加 1%時,TFP 可以提高 0.038%,而公共研發資本增加 1%,則可以使 TFP 提高 0.075%。 因此希臘可以通過更高的研發支出以及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來提高創新系統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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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用渠道的理論分析 ...............13
第一節 國際貿易 .................14
第二節 資源配置效率 ....................14
第四章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用渠道的實證分析 ...............16
第一節 模型與研究變量的設定 ..........................16
一、模型的理論基礎與設定 ..........................16
第五章 政策建議與研究展望 ...............................29
第一節 政策建議 ...................29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視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 ......29

第四章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用渠道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模型與研究變量的設定
用經濟學思維來理解,全要素生產率一般是指一定時間內國民經濟中產出與各種資源要素總投入(學術界也有一些定義認為,是去除勞動和資本后其他要素總投入)的比值,是用來衡量該地區在特定時間段中生產效率的一個指標。現有文獻中,絕大多數TFP 測算采用的是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ement Analysis,DEA)的 Malmquist指數法,即 Malmquist-DEA 計算法。
該測算方法有著非常明顯的優勢:第一,由于 DEA 數據包絡分析是非參數前沿效率分析方法,因此不需要對生產函數作出嚴苛的限制,有效避免了因生產函數設置不合理而產生的偏差;第二,該方法不需要要素價格信息,因此生產要素價格缺失對結果影響不大;第三,使用該方法測算的 TFP 指數可以有效地被分解為技術進步指數和技術效率變化指數,這樣的分解方式有利于各個學者針對技術進步做更深層次的研究;第四,隨著技術的發展,DEAP 軟件可以幫助人們方便快捷地計算出全要素生產率,只需要按照軟件說明錄入相關投入產出變量,根據具體決策單元數量等條件依次調整,最后選 Malmquist 方法便可以得到結果。
但是,該測算方法對本文研究目的而言,也有很明顯的短板。由于 Malmquist-DEA法測算出來的生產率指數,更準確地理解是一個變化指數,是對比前一年的動態比較值,也就是 t 年對 t-1 年的增長率。那么,這個相對值在長期分析中會顯得不夠合理。因此,在長期均衡關系的研究中,引入 TFP 的水平值比較具有說服力。再加之,本文研究 TFP 更多地是為了識別我國經濟增長模式,鑒定我國所處階段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拉動增長,還是依靠效率改善、技術進步來驅動增長,確定經濟增長是否具有良好的可持續性,因此,本文引用趙文軍等(2014)①中 TFP 貢獻率的水平值,并以此作為本文研究的被解釋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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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政策建議與研究展望

第一節 政策建議
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要看這個國家的增長速度,更要看這個國家的增長質量,在經濟增長的實踐中避免“唯 GDP”的評判標準。而衡量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評判經濟轉型成功與否的核心指標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當一個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貢獻率在不斷提升,那么該經濟體的發展也指向更健康更可持續的模式。本文的研究表明,TFP 自身具有累積作用,上一期的 TFP 能顯著促進當期 TFP 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具有自我推動作用,對經濟的轉型發展可以形成良性促進作用。所以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應該作為經濟發展的長期任務及目標,作為促進經濟轉型中一項長期堅持的經濟政策。
隨著技術進步,國際貿易更加頻繁,國際分工更加深入,全球價值鏈已成為當今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度,融入全球價值鏈,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趕超美國并成為最大的貿易國;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處在價值鏈的中低端水平,面臨著向價值鏈較高端轉變的機遇與挑戰。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雖然在短期內通過進出口的“溢出效應”“學習效應”“規模效應”等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長此以往,卻面臨著“價值鏈低端鎖定”的風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中國的跟隨企業通過加入領先跨國公司主導的價值鏈來參與國際貿易,卻大都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環節,而領先跨國公司則通過將跟隨企業鎖定在低端加工制造環節,更專注地進行研發等高風險高附加值活動,不斷鞏固擴大自己的優勢,以應對跟隨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升級的潛在威脅。因此,國家應該重點改善貿易增長方式,著眼于長期貿易質量的提升,從而不斷提升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貢獻率,確保在全球價值鏈中穩步升級,促進經濟轉型發展。
參考文獻(略)

原文地址:http://www.dcfrg.com.cn/gjmylw/16703.html,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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